五零后家国往事（6）职场暗战，当“薄白”遭遇“厚黑”

1.多舛的童年

2.孤独的日子

3.“滚回老家去”

4.停课闹革命

5.心理被扭曲

以上5章请阅读《五零后家国往事（1）我的六零年代我的家国往事》

6.悲哀“好学生”

7.世代交替时

8.“恢复高考”冲击波

9.我为何从大学退学

以上4章请阅读《五零后家国往事（2）恢复高考，难得的机遇却演变为灾难》

10. 此事古难全

11. 从职场到家庭，怎一个“难”字了得

12. 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

以上3章请阅读《五零后家国往事（3）父子恩怨，注定无法亲近的亲情》

13. 不坠青云之志

14. 个人与国家，亲历1987~1992

15.在太原最大的合资企业里

以上3章请阅读《五零后家国往事（4）个人与国家，见证八十年代与下海大潮》

16. 拐点来了

17. “省城新闻培训班”

18.成长离不开“半边天”

以上3章请阅读《五零后家国往事（5）人生拐点，年近不惑毅然转型》

19.当“薄白”遭遇“厚黑”

这家杂志名义上是事业单位，但在管理体制上与一个“处”没什么区别，行政化明显，更像一个机关。虽说《山西妇女报》也是处级单位，但事业单位的特征比较明显。

我在这个杂志社工作了7年时间，经历了3任领导，有人戏称我为“三朝元老”。如果后来选择继续呆下去，也可能经历“四朝”“五朝”，但前提是：大幅度地改变原有的处世态度与方法，切实采用“丛林法则”。去那里之前的40年，我呆过的地方主要是学校和工厂，都相对单纯一点；后来在新闻单位供职5年，这类媒体也比较阳光。但是在“机关”的7年里，情况就有了很大不同，以往40年的社会经验，明显不足以应对这里的复杂、凶险与厚黑，诚实善良的本色成了生存的致命弱点。这里让我见识了很多，也把我改变了不少。

这家杂志是1998年3月份登报招聘编辑的，经过笔试、面试和实际考察后，竟然在9个月后才通知我们去上班。这种情况我从未遇到，内心不免产生了一些疑虑。上班后渐渐了解到，原来这是该杂志的首次招聘，内部对此有不同意见。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，当初就对外招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；主张招聘的人拿出了会议记录，证明与会者当时都表示了同意。就这样，才最终决定招进来4名编辑（一男三女）。因为内部扯皮就拖了9个月时间，真够折腾人的。

初来乍到的感觉是，对新人的排斥和抵触比其他单位明显多。首先体现在言辞上，如讥讽招聘来的为“小报记者”啊，打探你来这里的目的啊，用“南方要编辑的地方很多”一类语言暗示你应该离开这里啊，等等。这种现象，其实反映了这类单位非同一般的优越感和戒备心理。

中国特色，其实就是把原有制度改革为多轨制。企业被推向了市场；机关和事业单位仍在体制内（中共十八大以后，养老和医疗开始走向社会）。这里的办公室比较宽敞，桌椅比较舒适，有空调（非名牌）。这些在当时的太原市还比较少见。你与其中一些人说话，人家或不屑一顾，或索性指指空调说：你们来这里是图了这些吧！更有甚者，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担忧：“你来这儿可是占了便宜了啊！”出差住进山西柳林县宾馆，不过是个三星级，也能说出：“你住过这样的宾馆没有？”

凡此种种，都反映出某些人的夜郎自大，和对外来者的蔑视。在他们看来，你一个打工的，肯定见识短浅，眼界狭窄，来这里就是“刘姥姥进了大观园”。那时改革开放已经20年，该杂志也已成立15年，但还没有对外招聘过一个人，可见其封闭，也难怪会曲解和小瞧应聘者。

█ 时代背景：1997年，爆破后正在修建中的新迎泽大桥

还有一个我从未遇到过的现象，不仅伴随了我在那里的全部7年时间，而且在我离开后，仍然被“考证”了多年，就是一些人对应聘者与主管领导之间，在招聘之前是否认识，怀有始终不渝的浓厚兴趣。刚去不久，就有传言：应聘者与当时的一把手原先就认识，是一把手照顾了自己的关系。同时有人不厌其烦地当面打听，企图套出什么证据来。为此，一把手多次澄清，彼此素不相识；同时也在避嫌，与我们保持距离。这种现象说明：越是靠近权力中枢，人身依附和以人划线的意识就越强烈，对传统文化中封建性的传承也越完整。我去过的单位不少，基层中这种现象反而很少，用人讲实际，只要对单位和工作有用，至于你过去认识谁，通过谁来的，与我何干？

这是一个月刊，当时只有30几个页码，编辑5人，每月的工作量用30几除以5就能够大致了解，还没有采访、画版和校对任务。这5人中有4个是“责编”，即轮流负责每期的统稿和校对。

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，4个聘用编辑的工作任务很轻，每人只给安排了两个栏目。对于一个已适应了报社紧张工作的人来说，我对这种轻松颇不适应。4个责编都不愿意校对，就开始从新来的编辑里物色人选。经过几次比较，他们都选中了我。大约在几个月后，我就事实上“承包”了杂志的校对工作。

校对需要很深的文字功底、相应的经验和宽广的知识面，因为检查的不仅是字词句和标点符号，还有政治、常识和专业差错，需要“多疑、善思、勤查、慎改”，善于把握“度”（这些是我多年来对校对工作的简单概括）。我在帮他们校对的过程中，遇到了一个让我深感震惊的新问题：有的稿件几乎未经编辑，仅仅是贴了一张稿签，就层层过关，到了校对手里。由于打字员也不认识其中的许多字，只好空下，即“开了天窗”。这中间有4关：编辑、责任编辑、编辑部主任、总编辑。出于责任心和多年养成的认真习惯，我将这些“天窗”都补了起来，几乎相当于重写。我感到自己就像一个孤独的“足球守门员”，在独自面对着所有的差错，不堪重负。此事也暴露了该杂志的一些深层问题，和对外招聘编辑的真正原因。

█ 作者在编辑稿件

除了编辑工作以外（后来编辑任务也加重了），我完全承担校对工作长达3年多时间。期间，我一个人已经无法承受，就让妻子帮忙分头校对，甚至再找别人帮忙。我这样做，一方面是为了工作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收入。那时家庭正在买房和还贷，校对费虽然不高，但是可以不用坐班，为代课争取时间。但这样做的坏处也日益显露，即出力不讨好。有的人，你帮了他的大忙，他反倒认为你想挣这份小钱，“挣别人不挣的钱”，是为了留下来而表现自己。那时真有点儿忍辱负重的感觉。

杂志社的其他工作，我也承担了很多，如特殊情况下的采写任务等。1999年国庆节期间，全社职工去北京参观了“建国50周年成就展”。我采写的长篇通讯《让历史告诉未来》被评为全国老年期刊2000年度优秀作品一等奖，这是我首次获得全国性的一等奖。其他还有多篇获得二等奖。

对于杂志社定的报酬，其内部一直争议不断。刚去时我们的月工资是400元，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加了50元，但是奖金与正式员工的一样。对于后者，有人意见很大，认为没有体现出双方地位的反差，“不过是个临时工嘛！”有人无数次地重复这句话，反映出了一种天然的敌视、仇视和蔑视，而这种人也只是普通员工，只不过是在体制内罢了。但首任领导认为：他们是聘来的专业人员，应该给予这样的待遇。其内部的复杂还表现在：

多次收到匿名信。匿名信一般都是成批寄来，寄信人地址为“内详”，邮戳为太原市钟楼街邮局，内容都是打印的。我收到的匿名信，内容是罗列了很多个问题，质问在任的领导。在全体人员大会上，有人就匿名信中涉及自己的问题做过解释，也有人多次提议应该动用公安，查明邮寄人。从对杂志社内部情况的熟悉程度看，写匿名信的无疑就是内部人员。这类现象反映出其内部深刻的矛盾。虽然“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”，每个单位都有其复杂的一面，但严重到如此程度实在少见。一个内部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：“就是这种腐败的制度！”

包打听催生告密者。悠闲的工作，不菲的收入（当时就有人月入5000元），再加上阴暗的心理和窥视欲作祟，使个别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打探别人。包打听的爱好，也使另外一种人找到了生存之道——告密。后者往往是业务能力差，对业务学习也没有兴趣的人。过于强烈的窥视欲，还导致了包打听对告密者的依赖，从而被其控制。因为告密者可以在包打听和被打听者之间添油加醋，上下其手。曾有这样一个人，有一次从包打听那里回来，对我说：“×××想让你走。”目的是刺激我。后来我见到那个×××，果然是一副气急败坏的可笑样子，显然是被告密者戏弄了。

我在这方面受害很深，一直都能感觉到有人在不厌其烦地打听我，虽然嘴上挂着“不过是个临时工嘛”的轻蔑口气，其实相当在意。如“张炜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“张炜最近说什么了？”等等，令人作呕。

包打听的窥视欲之强烈，已不限于对内打听，甚至向外单位认识你的人打听，然后对内散布。如某人有一天突然问我：“张炜你和你老婆关系好了？”我与他们并没有谈过自己的家庭情况，他们何来这样突兀的问题？况且这与他们有什么相干？就这么低级趣味！

对于我的个性和表现，多数人是认可，甚至赞赏的。与我同在一个院居住的一位同事，就曾对别人说：“你看人家张炜，从来不在院子里与人说长道短，晚上家里的灯总是亮到很晚。”（我家住得高，比较显眼）但从小至今，也总有这样的人，你越是沉默寡言，喜欢独处静思，就越是激发起了他们的好奇心，就越是要关注和打探你，同时非要你对其表示殷勤不可。其原因，起码与品位低、缺乏自信、耐不住寂寞等有关。当然，我这种清高的个性，对包打听和告密行为不屑的态度也必须改变，否则就是姑息养奸，就要终尝恶果，因此，我现在对那些一味主张忍耐和宽容的言论已无法完全认同。

█ 杂志社组织旅游时留影

记得在2000年“三讲”（讲学习，讲政治，讲正气）教育活动期间，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杂志社的相关会议，但也能够看出，那里的主要领导承受了不小的压力。有一天，一把手召集4个聘用编辑开了一个通气会，大意是：杂志社内部对招聘一事提出了不少意见，你们做好准备，在这里不一定能够长期工作下去。会后时间不长，就走了两人。我经历过不少变动，对此没有惊慌，只是往家搬了点儿自己的东西。之后我感觉到了领导的暗示：这里的工作是需要你的。

对于跳槽到这里，我也多次反思。虽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，但在经济上的改观比较大，保证了买房所需资金。如果还在《山西妇女报》，工作本身和软环境好于这里，但在经济上难有改观。我觉得，钱的重要性体现在阶段性上，买房、结婚等时期，钱很重要；过了这些特殊阶段后，钱的重要性就会大幅降低。这些时期如果有了钱，我往往不知如何处理，很容易被骗子骗走。

2001年夏季的一天，一个同事告诉我：一把手走呀！正是这位领导，将我们招聘进该杂志，现在轮岗到了其他部门。领导要更换，对我们肯定暗藏着风险，难道真如有的人所言，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吗？

█ 时代背景：2003年，太原市举办庆祝建城2500周年纪念活动

20.折腾也有基因否？

2001年9月，我在这个杂志社工作还不到3年，主要领导就调走了。这种单位的领导几年一轮换，但都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范围内。这种做法，与提拔和锻炼干部等考虑有关。

更换领导的利害会涉及到每一个人，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。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单位或家庭，莫不如此。在中国，不用说朝代更迭，就是同朝，有时换了领导就意味着改天换地。比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，从胡锦涛到习近平，原先呼风唤雨、日进斗金的，转眼之间就可能身陷囹圄、一文不名。换了家长，继父母对继子女的虐待并不鲜见。动物界亦是如此，新换的狮王必然要咬死老狮王的后代。这些现象，在本质上都是相似的。

新官上任，都要与每一个员工谈话。新领导与我谈话时，我感觉到了他的诚恳。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，曾在一家不景气的单位工作多年，备尝生活的艰辛，后来考入省直机关。作为一名机关干部，他出言谨慎，但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有同情心。他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安心干，工作需要。”

虽然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但不久也辞退了两个临时工。这两人原来都在后勤岗位上，工作都勤奋认真，但全是前任招来的（这种岗位未经考试，与编辑岗位不同）。许多人反映，杂志社的人太多了，新领导“顺应民意”，他俩就成了精简对象。两人都是30多岁的人了，临走前向我告别时，眼中还含着眼泪——生活就是这么残酷，一个打工者，没了“护身符”，注定了易受冲击，甚至风雨飘摇的命运。即便你喜欢或需要这样的生活经历，在承受这种打击时，也同样十分痛苦。

第二任领导认可我，是由于杂志社多数员工对我的认可。但是吹毛求疵、求全责备的人也有，我在那里就遇到了专门找茬的人，只不过新领导顶住了此人的压力。当然，能够对我求全责备，也是因为我有不够“全”的地方。比如在采写大稿件方面，我就不太擅长，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。

一是我存在怕被拒绝，而不愿采访头面人物的心理。这种“自尊”的根源，其实是自卑。因为自己不是正式员工，有低人一等的深层心理，因此不愿意多接触与自己不平等的人。

二是记者工作不太适宜年龄大的人去做。

█ 时代背景：21世纪初，刚刚建城的太原汾河公园

第二任领导上任不到一个月，编辑部主任就猝然去世，年仅45岁。他只比我大一岁，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专业（七八级）。此人个子不高，华发早生，戴副眼镜，比较显老，死因是脑溢血，但是与工作氛围明显相关。

工作在机关的人都有一个“情结”，就是提拔，哪怕只是一官半职。这不仅与工资、待遇挂钩，而且与名誉、面子关联。我刚来不久，就感觉到机关的等级森严，“排排坐，吃果果”的现象普遍。比如去山西长治潞城市出差时，当地干部招待，他们不了解我是聘用的，其中一人对我说：要想办法提拔一下，别人也好称呼，比如“张主任”什么的。其实，“老师”就是一个亲切、随和、平等的称呼。但在机关里，有职务则称呼职务，没有官衔怎么办？那就不是“小”，就是“老”。如果称呼“老师”，似乎就贬低了自己，抬高了对方。与我同来的编辑里，就有人表示，不愿称杂志社的老编辑为“老师”，认为他们“够不上老师”。后来的领导即称我“老张”，也是避免用别的称呼“抬高”了我。这些都是官本位强化的结果，同时也在强化着官本位。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怪现象：不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，根本上的封建性难以动摇，甚至还在不断强化。

在《山西妇女报》时，我很少有这钟感觉。妇联系统像一个大家庭，“以势压人”的“领导意识”不强。这应该与女性的根本特征是“母性”有关。而这里属于组织系统，以势压人，强调服从；以人划线，关注“出身”等现象普遍。除了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外，也与男人是“政治动物”，喜欢玩弄权术和好斗的本性有关。

那位主任在争取提拔为副处时落选，受到不小的打击。但据说，上级领导答应为他申报正高职称，再加上杂志社换了领导，他的积极性高涨，那天晚上10点多，仍在灯下写稿，突然感觉剧烈头痛。其妻见状，赶忙扶他躺倒床上。此时他已口吐白沫，无法言语。妻子又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，送到医院后确诊为脑溢血，很快就做了开颅手术。但他还是撇下妻儿，撒手而去，前后仅有两个小时。

在遗体告别仪式上，我看到他的头上戴着一顶帽子，显然是为遮住开颅手术的痕迹。其妻和儿子（与我的女儿同岁）的哭声，真可谓撕心裂肺。两人几近昏厥。想想真是悲哀，他去世前几个小时，我们还见过面。那时大部分人已经下班，他点着一支烟，在我的办公室门口看了看，与我相视一笑，没有说话。谁知几个小时后……真是人生无常，转瞬就是阴阳啊！

该杂志创刊时的一位老领导，虽然与我没有交集，但也表示过几次关心。一次他问我：“张炜你来杂志社多长时间了？”我回答：“5年了。”他一怔，露出了颇为惊讶的神色：“哦，到5年了！”显然，他对我在这里能够存活5年感到意外。那时，当年招聘来的4个编辑仅剩我一个了。“这地方复杂——”好几个领导或老职工，都对我说过这句意味深长的话。

果然，又一片黑压压的乌云正向我压了过来。

█ 作者四十多岁时留影 

第二任领导上任只有两年时间，就又换了领导。前两任都对我比较认可，几乎可用“贵人相助”来形容。虽然他们都多少指出过我的问题，如心直口快等等。有一个领导还加了一句：你就是这么一种人，你也改不了，就保持你的特点吧! 现在又换了领导，我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？这回，“有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”这句俗话应验了。

我与第三任领导有“点头之交”，他也是主管部门的一个处级干部。但这次上任，我感到了“来者不善”之势。前两任都要找我谈话，第三任却迟迟不谈。前两任和颜悦色，第三任却怒目而视，好像我突然间欠了他什么似的。我感到了不同，但说实话，平静如常。因为我是经过应聘考试进来的，一直尽心尽力地工作，大家有目共睹。心中无愧，何惧之有？再说，虽然不少人说我“快50岁的人了，还那么天真”，但毕竟经历过不少变故，在我看来，“稳定”真能够压倒我的一切，让我没了新鲜感，失去进取心，变成一台“复印机”。如果在这里干不成了……我当时没有往下细想，一大原因是毕竟“奔5”了，对于“重头再来”既渴望、憧憬，又担心、犹豫……

大约半个多月后的一天上午，我正独自一人在办公室里编稿，突然，一个人悄无声息地闪了进来，随即“砰”的一声将门关上。我扭头一看，哦，是第三任领导来了。

对于这种现象，我不觉得奇怪，机关干部做事谨慎、警觉，仍有我党地下工作的遗风。新领导坐在了我的对面，面色严峻，开始询问我的情况。当得知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5年时，带着深感意外和不解的口气说：“哦，到来了5年了啊！”（他也不想一想，我能在这里工作5年，会是白给的吗？）然后声色俱厉地指责我那次不成功的采访，其中一句是“你连这都干不了！”其他指责也很具体详细，看来向他“下料”的人，平时打听和记录得很细。我那时用的笔名“吴根萍”，也被新领导痛斥了一番：你看你起的这个名字，吴根萍，你这明显是表示不满嘛！你平时对别人说，在这儿就是“混”了。你看你这态度，工作就是混了?

罗织材料的人，如果在工作上有这么细密的百分之一，也不会连稿件也不编了。

我当时并不感到意外。一个人即使能驾驭三五种文体就算不错的了，遑论难以计数的所有文体。再说，自我被聘来后，杂志社从来没有对我的工作范围做过界定，一遇急难险重的任务就想到了我，好像棘手的工作就应该是我的。而我即使与其他聘用编辑相比，也没有多挣过一分钱工资。新闻出版看似不复杂，但不经过一定时间的专门培训，连门都找不到！但对方有指责你的权力，你却没有申辩清楚的办法，甚至资格。难怪那么多人都想提拔、当官，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呐！几十年来，谁还听到过“有理走遍天下”这句老话？

至于我当时用的笔名“吴根萍”，确有表明自己状态和心迹的含义，但那又怎么样？我只是靠自己、靠工作立足，难道你们也不能容忍吗？

“混”这个字我用过，应该说用得不慎重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。在那么复杂的环境中，面对包打听、告密者的无时不在和无孔不入，及其他一些人的猜测，我在韬光养晦中，已经“词穷”了。但是我的工作明摆着，那么认真和敬业，，什么时候“混”过? 而谁在真正地混，哪个不知？

第三任领导把最重要的话放在了最后：“你走吧！”我当时有点儿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感觉，但是也清楚，他们这种态度肯定是错的，根据是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该杂志的了解。有的干部阅历太浅，自视过高，社会的变化，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范围。正如胡锦涛在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，共产党面临“四个危险”：精神懈怠、能力不足、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。不过人家是“现管”，自己离开这个骚扰频繁的地方也好。

那时我正编着一期杂志，尚未完成。大约一周后，稿件刚交上去不久，新领导又来了，手里拿着我编的一篇稿子。可能是嫌我还不走，烦了，来催促了。他先是将那篇文章往我的桌子上一摔，以轻蔑的口吻说：“你编的这是啥了？你看看。”我拿起来，看到上面有用红笔改过的地方。

那篇文章属于理论栏目“学习思考”。这个栏目比较复杂难编，是正式编辑都不愿接手的栏目之一。我不能说自己编的稿件都十分完美，“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”嘛！要挑出毛病，谁的稿件也有，再说你自上任后就对我一直嫌弃、排斥、怒目而视，而且已下了“逐客令”，还要求我编出让你挑不出毛病的稿件来，也太强人所难了吧！紧接着，他又急着赶我走：“你走吧！”我在答应的同时，心里也觉得有点儿可笑。结果还没有收拾完，大约也就是几天后，他又来了，这次态度有了一些缓和，对我说：你还是做了一些工作的，比如校对，继续干吧！看来他是听到了对我认可的舆论。

仅仅是一个人校对一本杂志3年多时间吗？我的工作量是其他编辑的几倍，算过没有？太霸道，太无理了！

就这样，在历时约一个月的一场虚惊后，我继续呆了下来。每个“新官”上任后，都要对杂志做一些改动，他新设了几个栏目，具体操盘还是找我，如简讯、书画等栏目。到后来，我编的栏目达到7个，而且都是比较棘手、难处理的，而其他编辑最多4个。

之后，新领导和向他“下料”的领着一些人赴港、澳、广东、西安、京、津、东北等地“学习考察”去了，历时20天左右。留在编辑部的工作就我一人处理。

对于他们的态度，善良、憨厚的我没有太往心里去，只当是对自己的鞭策。那时，我已从山西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新闻本科毕业，并获得学士学位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，我的编辑水平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杂志社的老编辑多次表示：张炜进步很大。

他们个别人之所以如此对待我，除了前述原因外，我想至少还有这样一些：

认为我不是“他们的人”，是“前任领导的人”，因此对我敌视、排斥；

彼此都不喜欢对方那种类型的人；

认为我没有背景，是个“临时工”，好欺负，怎么对待我都不会有什么代价；

受别人的气，惹不起正式员工，认为我是他们的“出气筒”；

……

我个人的问题有：太老实、善良，一味宽容、忍让，维权意识淡薄，以己度人，不琢磨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过于关注工作和业务，吃苦耐劳的习惯已到了“贱”的地步，对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的危险局面、包打听和告密者的猖狂活动听之任之等等。同时，也反映出了我的心理弱势，觉得自己是个临时打工的，在他们无理、蛮横的强势面前不敢针锋相对、积极回应。说到底，还是怕失去那点儿“坛坛罐罐”。

我的特点，或说弱点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，以下即是一例：2014年8月初，我在北京西站南路附近的玫瑰园旅馆住了两天。老板是一个东北人。我入住后的第二天，在去前台打水时，他主动和我打招呼：“大哥，你这种人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。”我问：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他说：“我们这里每天进出200个人左右，大约5天左右，会来一个你这样的人。你这种人自觉，为别人着想。你要在饭店吃饭，如果看见菜里有一只苍蝇，肯定不会大喊大叫，要求赔钱，顶多只会把服务员叫来，单独说一说，以后不再去就算了……”

虽说我暂时“平安”了，但该杂志内部深刻的矛盾，导致仅仅半年后，就又派来一个领导，也就是我的“第3.5任领导”。人们又得适应新的“领导风格”了，而对我来说，又将是一番番新的折腾，并最终把我逼走。

█ 时代背景：21世纪初的太原城

█ 时代背景：2005年，摄影爱好者FLYINGFREE拍摄的太原夜景

21.白天不知夜的黑

这个处级事业单位的在编职工只有20多人，领导职数本是“一正两副”（一个社长兼主编，一个副社长，一个副主编）。但在第三任领导上任仅7个月后，即2004年4月，就又派来一个副职，担任副社长兼副主编，也就是“二把手”，形成了“一正三副”的体制。这是由于其内部深刻的矛盾，导致告状、争斗绵延不绝，其主管部门试图通过再派领导的方式予以应对。

新来的领导三四十岁，对我而言，既不是第三任，也不是第四任，我姑且称其为“3.5任”。此人也是从企业考进省直机关的，听说也没有什么家庭背景，但是与第二任领导不同，显得颇为自信，口头禅是“复杂问题简单处理”，有时还要加一句“这儿的领导又不行”，很有点儿舍我其谁的气概。他与我的谈话，主要涉及两点：

一是“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”。他显然是听到了，我曾多次流露过想离开这里的念头，用这样一句话表示，我们不怕你走，杂志社离了谁都行。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，没有体谅一个“外来者”的工作难度，同时将这么小的一个单位比作了“地球”。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在我走后的一段时间内，他们的工作是很被动的。这倒不是因为我有多“牛”，而是因为给“临时工”加码越多，风险就越大。

二是他们耿耿于怀已6年之久的问题：我与第一任领导的关系。究竟我们原来认识，还是不认识？在外界看来十分可笑的一件事，对他们真有那么重要吗？竟然如此纠结。他在打听之前，表情已经很不自然，我就知道他要问什么。因为6年来，这种不同的脸上相同的表情，以及随之而来相同的问题，我已经不知见过多少回。“3.5任”的原话是：“你……你原来就认识×××吧！（第一任领导的名字）”我对此已形成了“刺激—反应”模式，先是忍不住“扑哧”一笑，接着说：“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们对此怎么这么感兴趣? 如果一个人认识原来的领导，对工作有用你们也不用？如果不认识原来的领导，对工作没用你们也要用？”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是这个意思。”之后岔开了话题。

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但在几十年的人生中，应该说具有比他们独立的人格，因为从未想过要依附于某人或某个派系生存。在机关工作7年后，我开始理解和相信为什么有的人（比如“中国问题分析家”等等），总是以“派系”的眼光看待共产党。就好比在毛泽东时代，人们总是以“阶级分析”的眼光看待一切一样。在基层干部里，已经有这么多人摘不掉“派系的眼镜”了，“谁的人”是他们考虑问题的首要出发点。可见，“封建性”才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特征，且从来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过，不论把“国号”改成了什么。这才是真正的“国情”。

我不被后来的几个领导喜欢和接纳，除了认为我“不是他们的人”以外，还与我绝不卑躬屈膝和摧眉折腰的个性有关。这种个性的形成，可能有先天的原因，但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文人士大夫精神影响和熏陶的结果。同时由于年少失怙、母亲强势等原因，我又养成了忍气吞声和逆来顺受的习惯。这种既能忍，又不屈的看似矛盾的个性，从小就让一些人头疼，包括父母。当然，认可和赞赏的也不乏其人。

█ 作者旅游时留影

有的领导对我从来不去“拜码头”等“不识时务”的态度，不是检查一下自己对别人的伤害，用人之长，而是怀恨在心，伺机报复。其具体手法是：

先试探我的底线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：一个班子成员（当时也是责编）让我帮他校对了一期杂志。其中一张图片的说明里有一个明显的差错“公安部部长肖扬”，我将其改为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”。但是杂志印出后，那个差错未改动。其原因是责任编辑没有“对红”（即检查最后一校是否全部改过）。这个差错不小，主管部门的领导过问了。“3.5任”叫上我，与那个责编一同查看了原稿，确认我改了，责任在那个责编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我毫无责任的差错，对方也心生仇恨，必欲报复而后快，而丝毫不考虑我帮了他多大的忙。我之所以知道此事，是因为“3.5任”事后亲口对我说：“张炜你不要和×××（那个责编）闹么！”仅仅因为这样一个问题，查一查原稿，确认一下责任，就得罪了对方，就是在和他“闹”。其原因，除了遇到了心胸狭隘、睚眦必报的人而外，也与自己的身份和太能忍让有关。

再开始压我就范。他们的第一个大动作，是在2005年春节前，将我的年终奖扣掉了一大块。事先我毫不知情，去财务科领奖金时，先是感觉到会计对我比以往热情，待签字时才知道，大约比往年少了2000元。我当时没有表示什么，先忍了下来。善良和委曲求全的我，甚至想，他们或许会因此而平衡一些，不是一直不满我的奖金与正式员工的一样吗？没有体现出地位的差距吗？人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以己度人，老实人无论怎样发挥想象力，也预料不到恶人会有多狠。忍让未必会换来别人的怜悯和收手，弱肉强食才是真理！

看到我没有什么反应，他们显然受到了鼓励。大约3个月后，也就是2005年5月，他们又将我的工资扣掉了一大块，只剩下了不到1500元（原来有两三千元）。为了宣布此事，“3.5任”还专门召集了一次编辑部会议，财务科也有人参加。他“复杂问题简单处理”，拿着一个文件念得很快，我竟然误听成了要给我们加工资，并表示了感谢。因为其他聘用编辑走之前，一直认为工资低，多次表示“人没有钱就没有尊严”，曾找当时的领导要求加薪。我以为这任领导考虑到正式员工已多次加薪，也该给工作量巨大的“临时工”们加一点儿了。还是在场的财务人员提醒了我：“是减了，不是加了。”之后“3.5任”也不客气一声：大家有什么意见？而是马上就宣布“散会”，甚至对与会者都没有正视一眼。

他们一而再地克扣我的奖金和工资，终于刺痛了我。我的情绪开始受到影响。那时是我工作干得最好的时期，经过12年的新闻出版工作实践，和连续多年不懈地读书和深造（几乎全是自费），我自己都有了“百炼钢化为绕指柔”的感觉。杂志社内部和外部认可我的人越来越多。有的作者一去杂志社就找我，还有人执意要请我吃饭……这些都是源于我的业务水平和待人真诚、平等的态度。比如一位作者在与我通了一次电话后，很快就跑来见我，并表示：“从电话里，感觉你和我以往打过交道的编辑不一样，很诚恳，很负责。”即便在我离开那个单位后，我们还保持了多年的友谊，有的后来还参加了我女儿的婚礼。

我干得越来越好，就有人越来越不舒服，好像就显出你个“临时工”来，必欲围堵、打压、报复而后快。7年中，除了发表文章外，我的名字从未出现在杂志上。本来，署名是对付出劳动的认可，和文责自负的凭证，但在这里却是地位的象征，那里轮的上我？但我懂得“计利当计天下利，求名应求万世名”的道理，只管兢兢业业，默默工作。与此同时，我也一如既往，谨慎小心地顾忌着正式员工的感受，为此常常裹足不前。而这茬领导却频频地鞭打“快牛”，一再严重地挫伤我的积极性。

当天下午上班后，第三任领导罕见地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向我“解释”了扣工资的原因：“杂志社新招来3个编辑，先把你的工资降到与他们一样，将来再给你加上去。” 工作干得越来越好，工作量越来越大，我的收入相反，却越来越少，甚至大幅度减少。这种现象我不仅没有经历过，甚至闻所未闻！什么先降到和新来的一样？纯粹是耍弄人、羞辱人、恶心人！省直机关每年都招新人，能把你们的工资降到与新来的一样吗？完全是赤裸裸的报复和发泄！

善良的人总是把别人往好处想。我暂时相信了第三任的说辞，先看看再说吧！因为以往犯过很多错误，我形成了一个习惯，就是在拿不准的时候，总是把事情先放一放，相信“事缓则圆”。但毕竟此事的是非十分明显，他们难以自圆其说。我当时主要是克服顾虑的问题了。

我的顾虑主要有这么几点：女儿当时正上高二；自己年已48岁，在这里已工作7年，被认可到这种程度殊为不易。再动，风险肯定更大。正如杂志社一位正派的大姐所言：这么大年纪了，去哪里再找工作啊！当然，这也是他们认为能拿住我的地方，以为我不敢走，也走不了，只能任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。

这茬领导真够好意思的，在对我连续降薪的同时，竟然叫新编辑来跟我学习如何编稿。面对单纯的年轻人，我无法拒绝。对于千字左右的消息类来稿，我只保留一句话，补充进去欠缺的W（新闻要素），处理稿件就像画速写似得。一个年轻人惊讶地直呼“这么快！这么快！”

那天下午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在椅子上，无法安心工作。下班坐上接送车后，感觉身体发软，甚至头都靠在了车窗上。每当我工作做得最好时，他们就要干扰破坏，就要横生枝节。我做得好，他们本是最大的受益者，却非要逼出鱼死网破的结局。妒火中烧，会把人烧昏的。

有干的，就有专门使绊的。这是不少单位的真实写照。此后发生的事情，促使我下了最后的决心。即使我还能咽下这口气，杂志社的员工们也看不下去了。

一是嘲笑的人越来越多，有的人甚至高兴得笑出了声。比如当我在2005年的“七一”晚会上参演《口琴合奏》时，就清晰地看见在台下，那个“专职包打听”看着我，笑得头都仰到了后面。我当时的状态和心情，真可用那首著名的小诗来形容：

欲悲闻鬼叫，

我哭豺狼笑。（当然我不会为此事而哭，但是很悲伤不假）

洒泪祭雄杰，

扬眉剑出鞘。（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在等待着“亮剑”的机会）

二是劝我走的人越来越多。多数员工对他们的倒行逆施愤愤不平，有的劝我去找他们说理，甚至鼓动我与他们“闹”。也有人因为我还在忍耐而“出火”，开始用语言刺激我，如“张炜准备走呀？让年轻人干吧！”等等。当时年近五旬的我，已经变得很慎重，需要把事情想清楚，才能做出重大的决定。那时我已倾向于走了，理由主要有：

12年前进入新闻出版行业时，这一行对我是全新的，每进步一点儿，都有一种成就感。但是12年后的现在，相关的知识经验多多了，已经没有了新鲜感，总是“为他人做嫁衣”，自己的事业呢？也就是“钟摆效应”开始起作用了。况且在这里还备受打击、排挤、暗算、克扣……干得越好，扣得越多；劣胜优汰，多劳少得；何苦来着？

其实，我一直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目标，就是所谓的“事业心”。这个“事业心”萌生于幼年读书时，模糊，但是十分强烈。少年多志，见异思迁，为了找到和实现这个目标，我付出了无数的代价，但目标一直扑朔迷离。与其继续陪着他们消耗下去，还不如重新踏上寻找、探索的路途。“37岁平台”早已捉襟见肘，需要转换地点，突破瓶颈，努力再上一个平台。但那个时候的我，已经知道“苦果”有多苦了，所以犹豫动摇着。这茬领导在帮我下决心。把我的工资扣到一千多元，说明他们这里只值千数块钱，降低了我辞职的成本。他们擅长勾心斗角耍心眼，但知识面真够窄的，“强驴正拉着重磨”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要“杀驴”了。这也是“钱聚人散”的又一事例。

大约是从2002年开始，出版系列也开始了“职业资格考试”。我在1987年就已评上了“助理经济师”，后离开企业，不可能再向上争取。这次为了学习，已经四五十岁的我，还是报名参加了出版系列初级职称的培训和考试（不允许我报中级）。其实，评上的只是走个过场，让谁上谁就能上。他们当然不会为我评什么职称了，而且考试成绩也值得怀疑。

这类事，往往让不干活的名利双收，给真正挑大梁的造成伤害。发明和设置这个考试的机构，甚至威胁：如果没有所谓的“职业资格”，将来就不能再从事这一行。这也对我形成了干扰。难怪习近平李克强上台后，就开始清理“职业资格考试”过多过滥的问题，至2015年，至少已取消了200多项这类谋财害人的考试。江胡时期，刮起了多少歪风邪气！

2005年7月发工资那一天，是我做出最后决定的一天。领了工资后，同一办公室的一位编辑，将自己的一沓钞票放在桌子上，一边“炫富”，一边以嘲笑的口吻对我说：“我们在这里是图了个稳定。像你们这种情况，1000多块钱哪儿挣不到呢？”我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只是暗下决心：该走了！在我后来公开辞职后，有多人多次真诚地表示希望我留下。我的回答是：“再给杂志社省下1000多吧！”我不善于转弯，但受伤太深是主要原因。

█ 杂志社旅游时作者留影

后来看，策划者的步骤是这样的：

第一步，先将你刺得遍体鳞伤。如果还能忍，则实施第二步，往伤口上撒盐。假如还在忍，则实施第三步，揉搓你的伤口。让你疼得哇哇叫，他才能高兴得哈哈笑！

所有这一切，都使我内心的怒火在积聚，犹如岩浆在翻滚，即将冲出胸口，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。

2005年8月20日中午，快到12点了，编辑部的例会才开始，为的是等第三任领导。他已看出了我的情绪变化，但在会上还说这样的话：“张炜编的稿子可是不如过去了。”我被激怒了。两年前，你几次三番赶我走，同时要求我编出让你挑不出毛病的稿件。如今，你们又在连续克扣工资奖金的同时，苛求我编的稿件与过去一样好。你们这叫什么逻辑？还是根本就没有逻辑？我的回答大致是：别的我就不说了，单说你们扣工资一事，我怎么可能还像过去那样工作？紧接着表示辞职。他们很意外，没有想到我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，马上表示挽留。我去意已决，起身离去。

之后他们多次劝我留下，并将克扣的工资奖金全部返还给了我。3个月的部分工资，连上一年的部分年终奖，约扣了我七八千元。在我领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时，他们还给我多发了两个月的工资，以作为我另找工作的过度之用。第三任表示，以往对我“照顾不周”，“如果别处不好，欢迎你再回来”云云。“3.5任”还向我透露了，是谁一直在极力主张削减我的工资和奖金。而这个“班子成员”直到我临走，还在向办公室的另一人打听：“张炜最近工作怎么样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张炜走呀，你不知道？”对方很意外，也表示了挽留，当然是通过别人转达的。

他们的目的，是既要利用我的工作能力和经验，又一定要贬低、羞辱和捉弄我，没想到我真的会走，否则会收敛的。挽留我，并不是对我有什么感情，而是发愁我留下的工作怎么办，交给谁。谁好用，就给谁无限地加码。但是人走了，工作却带不走，这下抓瞎了。也有人是兔死狐悲：这么一个不仅任劳任怨，而且任扣任宰的人走了，以后还能招来这么“好玩”的人吗？如何打发空虚无聊的日子？下一个捉弄的目标该是谁？

那天误了接送车，我是坐618路公交车回家的。还在拥挤的车上时，就接到一位同事的电话，以充满同情的口气，劝我不要太生气……回到家后，妻女正坐在餐桌旁吃饭。饭菜是大米和土豆烧牛肉。女儿抬起头，冲我笑了笑，她的纯真笑容已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中。我什么也没说，内心却像打翻了五味瓶，并油然而生一种愧疚感。我曾多次表示，要坚持到女儿考上大学以后。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他们紧锣密鼓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就连这点儿时间都不给。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，现在想起来，与那时不同的，是泪水一次次地模糊了我的双眼。我是觉得对不起她们，没能做到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父亲和好丈夫。

就这样，我又一次走进了风雨。十年后回头看，经历的艰辛苦涩远远超出了想象。那个萦绕于心的目标应该是找到了，但是成败感却消失了。因为即使“成功”了，那也是惨胜如败；如果“失败”了，无非与过去一样。所谓的成败，对一个饱经沧桑的人而言，已经置之度外。这不是大话。

█ 1992年，作者一家三口与父亲合影，作者时年35父亲时年68岁

█ 作者父亲70岁左右时留影

█ 2004年，作者父亲八十岁寿宴，作者父子在席间留影，这一年，作者47岁，中间照片为作者父亲62岁时的照片

█ 2007年，作者父亲83岁，作者50岁。同年，作者父亲去世。

后记

历时近1年，我完成了《五零后家国往事》的6个部分共 21篇文章，约10万字。万事开头难，过程也不易。期间，我几乎每天都起早贪黑，甚至凌晨三四点就起床，或灯下疾书，或踱步思考，有时也像“困兽”似的，苦于无法突破。我没有倚马可待、下笔千言的才能，精力也不如从前，写作的过程很辛苦。我因此体会到了作家的不易。回忆常常是痛苦的，对情绪的影响很大，我也因此理解了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作家自杀。

《五零后家国往事》在《太原道》上连载后，反响之强烈，带来的压力之大，都超过了我的想象。赞扬的，我很感谢（有的受之有愧）；批评的，我虚心接受（自己的确有不少问题，有的问题也没有对错标准）。

读者对我诚实的态度和朴实的文风比较认可。适当的时候，我将开始以后各篇的写作，并继续秉持直面现实的态度。不论经历是多么曲折、尴尬、不堪和难为情，我都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，尽量写出来。这是对自己和后代负责，同时也是珍惜读者宝贵的时间和难得的信任。

谢谢你们的关注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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